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

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翻译和注释

赏析

　　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，其文章和诗歌，都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。《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》是在他初踏入仕途的那年所作，诗中谴责了贵族特权阶级只顾自己享乐，不管人民死活，不忧国家前途的丑恶行经，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。诗意与杜甫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相类似。

　　首句“绿原青垅渐成尘”，落笔便把题中“旱甚”二字，变成生动的形象状入读者眼帘，让人们看到在旱魔面前，土地龟裂，禾苗枯焦，黄尘四起的严重灾情。一个“渐”字，说明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，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抗御旱情。从下文的“汲井”二字更可见出，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，旱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。句“汲井开园日日新”，紧接上句而来，但这里所书的“汲井开园”者并非是焦虑于垅亩之间的农民，而是指“权门”贵族。在特大干旱面前，特权贵族的府第里也忙得不亦乐乎，他们不仅派人“汲井”抗旱保花，而且还在不停地扩建新园，在花匠奴仆汗水的浇灌下，各种花卉长势奇好，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儿。这里的“日日新”与首句中的“渐成尘”形成鲜明对比，从而愈显出达官贵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，而是一己享乐。

　　第三句“四月带花移芍药”，写在严重旱灾面前“权门”的所作所为，点出题中“移芍药”三字。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，但是，在“权门”的新“开园”中，没有怒放的奇花是不够惬意的，于是，“权门”就急令花匠奴仆“带花移芍药”。这里，“权门”所忙碌的是“移”花，而农民所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，从这一对比中，就更可看出“权门”全然不念农民的疾苦，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享乐，从而显露出其官服下所掩盖着的丑恶来。

　　结句“不知忧国是何人”，是诗人针对“权门移芍药”一事所抒发的感慨。“权门”本有君命在身，重权在握，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，以黎民的苦乐为念，但是，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，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，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“忧国”忧民的贤达，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。“不知”二字是明明知道，却故作糊涂，含有浓烈的讽刺意味。“忧国”二字是诗人思索问题的核心。联系“永贞革新”的历史来看，结句不啻是从本质上宣布了特权贵族不恤民苦、不忧国事的一大罪状，具有剑与火的战斗作用。

　　除了把深刻的政治思想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特色之外，这首诗的诗题对诗句的提领也颇值称道。诗句中并没露出“权门”的字样，要不是诗题中点明“移芍药”的主体是“权门”，诗的战斗性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似剑如火的地步的；有了“权门”二字的提领，读者就可以明白“汲井开园”的主体为何人，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题。

　　另外，语言清新，对比鲜明，诗意含蓄，也都是这首诗歌不容忽视的艺术特色。

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拼音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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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作者

吕温（771～811）　字和叔，又字化光，唐河中（今永济市）人。德宗贞元十四年（798）进士，次年又中博学宏词科，授集贤殿校书郎。贞元十九年（803），得王叔文推荐任左拾遗。贞元二十年夏，以侍御史为入蕃副使，在吐蕃滞留经年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用事，他因在蕃中，未能参与“永贞革新”。永贞元年 (805)秋，使还，转户部员外郎。历司封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。元和三年 (808)秋，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，贬道州刺史，后徙衡州，甚有政声，世称“吕衡州”。曾从陆贽治《春秋》，从梁肃为文章，学有渊源。其文俊拔赡逸，颇有文采，《旧唐书·吕温传》称其文“有左丘明、班固之风”。与柳宗元、元稹等相厚，在衡与石鼓书院李宽、衡岳寺灵澈、九真观田良逸等友善，乐道参玄。尝奉敕祭告南岳。卒后，刘禹锡将其诗文辑为《吕衡州集》二十卷，后有《吕和叔文集》行世，《全唐诗》收其诗二卷百余首。

吕温在法律思想上强调明刑立威，认为治理国家必须“权之以法制、董之以刑罚”；但又认为刑罚是道德的辅佐，刑罚的运用必须服务于“导之以德”，以达到使人“迁善远罪”的目的。为了维护封建法制的严肃性和力求执法公正，他提出了两个主张：①反对“功臣恕死”的规定,认为功不可以不赏,罪不可以不刑；信赏必罚是天经地义。如果有功勋的人犯了死罪予以免死，或者没有犯罪而先行恕死，乃是弃信废刑，挠权乱法，以罪宠人。这样不但不能劝善惩恶，反而会鼓励犯罪，对国家对功臣都将有害无益。②反对纳粟赎罪的规定，认为刑赏是国之大本，不可不严肃对待。汉代曾用过纳粟的办法除罪拜爵，但那是“杂霸道而隳王制，昧宏规而狃小利”。以之拜爵，固然毁坏了有功必赏的规定，以之除罪，更是废弃了有罪必罚的法律，是对残贼之徒和□宄之党大开免罪之门，使凶人酷吏可以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。这样，刑法规定得再严，甚至“临以斧钺，驱于鼎镬”，也是不足以立威的。